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主要起自佛利民。

失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以及劳动者及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自1978年以来，改革的一大成果是缩小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花费了巨大的财力才消化了大部分前期积累的银行坏账，把四大国有银行从重负之中解救出来。相比发达国家，这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据《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统计，至2009年6月，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占2009年全部贷款的50%以上。然而，过去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大有回潮之势。导致失衡的原因很多，其中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参与是一个重要原因。

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无法克服软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投资饥渴症问题。现在，这些改革尘埃落定，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但是实际上，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准确无误的朝着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市场信条迈进，强调谨慎的财政政策、经济开放、私有化、利伯维尔场、和保护私有产权。

例如，在一些城市，蛮横的土地征收仍然盛行，政府密切的监视着互联网，工会被压制，工人们不得不承受长工时和不安全的工作条件。过去30年的改革大多数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做出的回应。更让人头疼的是，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3倍半，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在国内，80%的国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或者成为上市公司。

中国如何融入世界就是一个好例子：70年代末，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霸权，试图把中国拉入其阵营。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经济的成功要归因于它非常规的经济政策──混合型所有制，基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政府的大力干预的综合。

国际社会对中国国内事件的关注也非常重要。尽管加入WTO给农业和零售业带来了沉重负担，入世推进了中国出口，那些担心副作用的人们被证明是多虑了。如今，中国几乎90%的出口依旧来自沿海九省。纯粹的再分配计划被限制到最小，中央政府的经济调配主要局限于基础设施开支。

然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共建政后第一次自发的民主运动。日益广泛的反抗和经济不平衡现在正在将中国推向另一巨大的险境。中国人开始希望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好处，中共单独使用经济发展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老药方开始失灵。

中国2001年加入WTO是深思熟虑的一步棋。在政府投资的帮助下，200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达到将近9%，赢得掌声一片。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和公司相似：不像在先进民主国家中，政府获得的重要授权就是要重新分配收入，提高国民的平均福利，中国的地方政府只是在追求经济利益。1989年的64运动，和大量的后续的抗议证明中国人民在政府无法满足愿望的时候，非常希望能组织反抗。

北京极度小心地维持着财政平衡，压低通货膨胀。到目前为止，此策略是成功的。但是长期来看，这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效率降低，国进民退，使中国经济窒息。这并非意味着北京当局一心为公。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到8000美元之间时，经济发展开始停滞，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开始爆发。目前的经济高度依赖外需，使得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摩擦不断。

不用多久，让普通公民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的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型将成为不可或缺的。但是最终，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鼓励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除了更加民主之外不存在第二条道路。

此外，中共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要求北京拥抱非平衡的发展策略，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却忽视了内地。更重要的是，北京当局持续提升GDP增长的努力将不可避免的的会侵犯到人民的经济、政治权利。

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出口每年增长29%，是90年代平均出口额的两倍。不出意料，中共的利伯维尔场政策已经在中国导致了巨大的收入不平均。

作为国民收入之一的居民收入正在下降，使得经济扩张的同时，百姓却感到变穷了。过去三十年来，中共有意地采取了有利于某些特定地区和群体的政策，来促进他们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时代杂志前外文编辑乔纳•C•拉莫给它起名为：北京共识。政府本身，其裙带网络，和国有企业快速的形成了强大的排他性利益集团。

但是它开始露出山穷水尽的迹象：收入的失衡不断加剧，此策略也制造出了内部和外部的不平衡。相反，这个政府经常掠夺公民。

事实上,这正是公正政府的必要条件——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陷阱的预警征兆已无法忽视。

由于在经济发展收入增长之外，中国人民开始提出更多要求，中共单单将经济发展作为良方来遏制、安抚社会不满的招数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最近的几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镇痛药，包括了快速的在群众中解决掉动乱的早期预兆，比如为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中心，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来降低地区间的不平衡，以及最近旨在提升农村的基础设施、医保，农村教育等的新农村运动。大多数先进民主国家政府在资本性投资上的支出不超过政府收入的8%，在中国此数字却高达近50%。从经典的民主观点来看，由于中共缺乏执政合法性，因此它被迫去不断提高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平，用这种表现来赢得合法性。中国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

GDP的52%由储蓄构成，消费降到历史新低。如果适当的民主制度就位，以相互牵制大多数的强势集团，那么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政府依然可以保持中立。

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全球性强权，却忽然间开始担心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总体税收负担（计算方法︰税收收入与GDP相除得到的比例）在20%到25%之间。结果就是：中国政府比其他威权政体更精于推行发展经济的政策。